上海在中国文化传统里是作为一个另类存在的
上海这几年一直在刮“怀旧风”。这里所怀的旧不是说过去的一切都是旧，而是有特定含义的旧，是指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为代表的海上旧梦。上海有两种历史传统：一种是从上海开埠开始，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形成高潮。另一种是1949年到1990年代初形成的计划经济传统。这两个传统的区别是很大的，形成了上海两种历史传统。
所谓“怀旧”，怀的就是二三十年代所代表的那个传统。之所以怀旧，隐含着对1949年后计划经济传统批判和反思的意味。上海的怀旧与西方各种各样的怀旧不同，欧洲或美国的怀旧通常怀的是中世纪贵族传统的旧，前现代生活的旧。西方的怀旧蕴涵着对现代性的批判和反思，是对资本主义现实生产关系的反叛。而上海的怀旧恰恰是一种资产阶级布尔乔亚式的怀旧，这与西方形成很大的反差。其原因是和上海1949年后那一传统有关系，“怀旧”是希望把上海历史中具有现代性的那一段发掘出来，作为历史的资源来反思1949年后形成的计划经济传统。
追溯上海发展的历史，从一个小渔村发展到松江府上海县，再到民国时代的上海市。现在的上海专指1843年五口通商以后开埠的上海，这以后的上海才慢慢形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上海。上海的自我认同是在全球化的过程中确立的。一般的观点认为，全球化所到之处都与本土化产生冲突，本土文化会在全球化过程中产生各种各样的失落感和焦虑感。但上海的经验表明，在全球化的浪潮里，上海文化没有失落只有获取，没有焦虑只有欢乐，因为上海的文化身份正是在全球化过程中确立的。这是上海一个很突出的现象，而在中国其他城市则很少。
上海的经验是一个很特殊的经验，它使得我们过去习以为常的分析模式，如东方／西方、传统／现代的二分模式通通发生了问题，这样的二分模式用来研究上海的文化传统显然相当无力。
上海在中国是洋化、充满异国情调的城市，她很西化，上海就是“西方”。上海在中国文化传统里，尤其是在近代，是作为一个另类存在的。在过去，上海与中国这个概念是带有某种冲突的，上海意味着“去中国化”。
“上海人”和“中国人”有时候也是一对冲突的概念。清末，上海有个地方贤达李平书去拜见李鸿章，李鸿章很欣赏他，临走前拍拍他的肩膀对他说：“你不像一个上海人。”这是李鸿章对李平书最高的评价。这个评价在今天依然如此。上海身份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很另类的概念。尤其是那些有浓厚传统情结的人，往往认为上海在历史上是一个充满污泥浊水的地方，很多文化保守主义者一讲到上海就颇为不屑。梁漱溟先生就认为上海是最堕落的地方，十里洋场，各种腐败真是很可怕。可见上海对许多传统中国人来说是一个“非我族类”、完全被洋化的地方。
但对西洋人来说，上海却是一个异国情调的，很东方化的城市。我再举两个例子：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许多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月份牌被大量廉价地印制，贴在各色各样廉价的餐馆、咖啡馆、酒吧里，人为地营造出一种所谓怀旧的氛围。通常这些月份牌里都印有一些那个年代的上海少女，这些少女通常是这样一个形象：比如说她们有时是做一个广告，推销一辆自行车。这些少女穿着短袖的运动衫，运动短裤，洋溢着一种青春气息。这幅画里反映的这样一种少女形象，你说她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如果说是东方的，这样带有青春气息的精神状态显然不是中国的仕女形象而是西方的；但她偏偏又是黄皮肤黑头发，又是一个东方人。像这样的一个景观，我们常说的东方／西方、传统／现代的二元模式完全不能分析。
再如，当今上海最著名的地标———新天地，它究竟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凡是到过新天地的人都发现，东方／西方、传统／现代的二元模式在新天地完全被解构了。新天地是根据上海的石库门民居改造的，它整个外在的结构完全是东方的。但当你走进去，你发现里面的酒吧、咖啡馆、夜总会与纽约和巴黎的没什么区别。
特别有象征意义的是新天地那家星巴克。星巴克是一个全球化的连锁咖啡馆，里面卖的产品、经营的模式，整个流程和其他地方任何一个星巴克都一样。新天地里的星巴克是把两座石库门打通，故意营造出一种石库门的氛围。这种石库门模式就把我们过去所说的东方／西方、传统／现代模式打破了。这也就反映了上海文化的底色所在。事实上，石库门本身也并非纯粹的本土建筑。石库门产生在太平天国时期，长毛来了，江南农村的地主老财在乡下呆不住了，纷纷带着细软逃到上海的租界，家里有点小钱怕盗匪来抢，就仿造乡下的深宅大院盖起住所。但上海在那时已是寸金之地，他们不可能像在乡下一样把房子盖得很大很大，有什么二进三进四进。既然不能在平面扩展，只好向天空扩展，于是就有了二楼三楼。他们仿造西方的连排屋，把房子一座座排列起来，形成一个个弄堂，这就是上海的石库门。
石库门可以说是上海民居的典范，即使是典范，它也渗透着西洋建筑的一些元素。这也就说明，在上海，哪怕是被认为是本土的建筑，从根本上说都不是纯粹本土的，它从一开始就带有西洋化风格。更重要的是，这两种完全不相干的风格在上海却得到了融合。北京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和北京西客站的建筑一直受到建筑界、舆论界的批评，说它不中不西，不伦不类，为什么呢？它本来也想来个中西合璧、传统与现代结合，但它这种结合是一种拼凑式的，一个西洋的底座戴着一个大檐帽———中国的琉璃瓦房顶，这就使东西方两种元素在北京这些新建筑里产生了很大的冲突和紧张。但在上海，从历史到现在有很多建筑，特别以新天地为代表，都把这两个元素融合在一起。这是上海文化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传统，即融合中西的传统。这与上海开埠以后的自我认同有关系。
上海文化内涵中包含各种各样不同的西洋传统
如果对上海的传统作一个细分的话，它又有哪些成分呢？显然又不是东方／西方、传统／现代这种二元模式所能解释清楚的。上海的文化传统是很复杂的，包容着各种各样的内涵。首先看上海文化中的西洋传统。
西洋是个很大的概念，西洋文化中有各种不同的传统，如基督教传统。基督教传统中又有天主教的传统和新教传统。就像被称为万国建筑博览会的外滩建筑一样，上海文化内涵中包含各种各样不同的西洋传统。
从宗教传统来看，近代欧洲有两个很重要的宗教传统。一个是以英国、德国代表的新教传统。按照马克思·韦伯的分析，这个传统产生了近代的资本主义精神。资本主义之所以首先在西欧产生，这背后有个宗教资源———新教传统。新教传统中有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强调“入世禁欲”。过去基督教传统都是以“出世”，以追求“彼岸世界”为终极目标的。但宗教改革后，新教使人对人生的理解发生变化，认为人生最重要的是在世俗生活中尽量地表现自己，谁表现得最好就可证明谁是上帝最好的选民，就有可能进入天国。新教的这一变化就使新教国家如英国、荷兰、德国的民众不再认为现实的世俗的生活是堕落的生活。在世俗生活里你拚命地工作，拼命地积累财富，这都是为上帝而做，说明你是最好的教徒。资本主义就是在这样的精神中发展起来的。所以新教国家的人都特别拼命，都特别有奋斗的精神，而且充满着一种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工具理性，这就是新教的传统。
新教传统在上海文化精神中表现十分突出。上海人在中国人中的确表现得十分拼命，特别精于算计，上海人处处体现出这种精明。如果把这个精明不做贬义来讲的话，它就像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工具理性。过去在全国最困难的时候，买粮食都要有粮票，但惟独在上海有一种粮票是半两，半两粮票用来买什么呢？它可以用来买一根油条。可见上海人都是从小处来计算，计算到一分一厘。这种精神背后体现出的就是新教中的工具理性。
从好的方面看，上海人在全国相对来说是最有职业感的，比较讲信用。改革开放刚开始时，许多外国人到中国来谈生意，发现和上海人最难谈，上海人总是要和你纠缠半天，他们不仅要算计自己能盈利多少，还要算计你能盈利多少。而和北京人谈生意最方便，刚刚认识，两杯酒下肚就说一切都没有问题，马上签合同。几年下来，外商就发现北京人签合同很快，但履行这个合同成本就太高了，北京人所答应的各种条件到最后都无法兑现。上海人虽斤斤计较，签的时候要纠缠很久，但合同一旦签下来，就比较讲信用，能按照合同来办，上海反而是一个效率最高的城市。这些东西都是新教传统留下的。新教传统不仅上海有，香港也有，而且比上海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因为上海的新教传统在1949年以后断了，而香港不但没断还在英国人的统治下发扬光大。所以讲到敬业精神上海不是最好的，香港到今天为止要比上海好得多。
但香港与上海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香港只有一种精神，就是新教精神，她缺乏另外的东西。香港是英国人的殖民地，她受英国和美国的影响很大。上海不同，上海是半殖民地，是多国的殖民地，这就带来了其他的一些东西，这些就是欧洲传统中的另一种传统———天主教传统。
天主教传统大多在拉丁文化的国家，如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这些国家是信奉天主教的。天主教与新教的区别就在于新教文化讲究简单实用，而天主教文化更注重的是艺术性。在拉丁文化国家里，它表现的是一种浪漫的、超脱的，甚至颓废的传统。上海以前有一大块地方就是法租界，这些地方孕育了大批的文化人，他们培育出很丰富的拉丁文化传统，这就与新教中的工具理性有很大的反差。所以在上海文化中既有紧张的一面，又有松弛的、浪漫的、超脱的一面。这一点在香港文化中是没有的。香港人是很拼命的，但他们缺乏浪漫的一面，这与一个城市的底蕴是有关的。欧洲这两种宗教传统对上海就形成了一种张力。
从各个国家的文化来看，上海也形成了多国、多民族的文化传统，有英国的、美国的、德国的、俄国的，还有犹太的，在虹口那一片还有日本文化的影响，这就使上海的文化传统相当丰富。这里我特别要强调俄国的传统。事实上，上海很多的法国文化传统并非由法国人，而是由白俄带来的。十月革命后，大批俄国贵族逃到上海，形成一个可观的白俄群。他们在上海开咖啡屋，卖面包、西餐和时装。
俄国上流社会是完全法国化的，他们崇尚法国文化，这是他们的时尚。俄国上流社会讲的是法语，老百姓才讲俄语。他们到上海后就把这种传统带到了上海。上海的法国文化实际上是俄化的法国文化。可见，在上海文化传统中，即使是西洋文化，其内涵亦是十分丰富的。
上海文化传统中除了西洋文化外还有本土文化———移民文化。上海开埠以后，原来的上海人不再被认为是上海人，而被称之为本地人。所谓的上海人是有特定含义的，特指能讲上海官话，还能讲几句洋泾浜英语的，特别是受到欧风美雨感染的，见过几分世面的人才被称为上海人。他们讲的上海话不是我们今天讲的上海话，而是四十年代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乌鸦与麻雀》中讲的上海话，是老上海话。这些讲上海官话的人才是上海人，而在上海土生土长的人都被贬低为本地人。判别是不是上海人都以语音为标准，我称其为“语音中心主义”。
我在大学里特别观察到一个现象：从上海郊区来的同学一般都不说上海话，而与外地同学一样说普通话，这是因为上海城里人语音等级太重，只要你的上海话中带有一点土音，立刻会成为歧视的对象。这个“语音中心主义”在当时以及今天都是这样。那些上海人是哪里来的呢？他们显然不是本地人，虽然本地人也有可能成为上海人。这些上海人大都是各地来的移民：广东的、山东的、安徽的，但主体是江浙一带的。上海追溯其本土文化的底色就是江浙文化，或者说以江浙为代表的江南文化。
上海文化传统也有个本土资源：明清以来形成的江南士大夫文化。明清时期形成的特殊的士大夫群体，他们的文化特别注重文采，注重书卷气，他们对生活特别细腻精致，有一种日常生活审美化趋势。这种文化传统在上海开埠后与西方两种宗教文化传统结合起来了。一方面上海江浙文化中的理性主义成分（乾嘉时期的考据学）和新教传统相结合，另一方面江浙文化中才子佳人的浪漫温情成分又与拉丁文化产生回应，这就使上海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产生了奇妙的对应关系。上海文化传统里由于有了这些资源，而上海又是向全世界开放的城市，它的文化传统于是就相当丰富，它可以产生各种各样的组合。
上海今天的发展，海派文化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资源。这里不是指海派文化中某一个文化传统，而是指海派文化中的多元文化传统。这种多元文化传统就有可能成为上海未来发展的很奇妙的张力。我们都知道，如果这个城市没有张力的话，这个城市的发展就很成问题。在拉丁文化国家里，如果你去法国、意大利，你会发现那里由于缺乏新教的理性精神，城市管理很成问题，效率极低，人也很懒散。但如果只有一种新教的那种拼命的精神，又会产生另一种畸形。香港人很拼命，但精神之中缺乏超脱一面的平衡。我1999年在香港做了一年访问学者，记得那年圣诞节时，香港的大主教在圣诞致辞中说：香港人太拼命，沦落为经济动物。他们拼命地赚钱供楼，全然迷失了生活的方向，不知生活的意义何在。所以香港这个城市就显得特别脆弱、紧张。这几年整个城市人气低迷，心态也坏掉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城市的精神结构里缺乏另外一种传统来支撑。
上海的历史文化传统里，恰恰这两种元素皆有，这是上海文化很重要的资源。但有传统并不意味着我们认识这个传统。
如今，上海文化的丰富性被阉割了，或者说被滥用了
在上海今天的这一轮发展中，上海文化的丰富性被阉割了，或者说被滥用了。现在有些上海人也和香港人一样拼命工作，成为经济动物。他们的目标就是要成为高级白领，在“高尚地段”买一套房子，自身生活的品味和乐趣却消失了。也有另外一些情况，浪漫文化被滥用。
上海所谓的白领文化，小资情调，小资文化，看上去很法兰西化，很浪漫，但上海的小资却是很肤浅的。像城市的表面涂了一层奶油，而里面却是很空洞的。我不久前到台北访问了一个月，这一个月给我的震撼很大，发现上海所谓的小资生活实在太肤浅、太表面化了。论小资，上海与台北比，可谓是小巫见大巫，这不是一个量的区别，而是质的区别。台湾这几年经济一直在走下坡路，大量的台商要到上海来。过去台湾的精英中有句话：“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这意味着台湾的精英首先要考上台大（台湾大学），毕业后去美国留学。现在改为：“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上海”，就是要到上海发展。虽然他们这几年经济很糟，但文化却有一个质的发展，这个城市内在的品质让我很惊讶。
我1998年、1999年连续两年去台北，说实话我当时很看不起台北，晚上整个城市是黑乎乎的，人也是土土的，充其量只是一个地区性的都市。但这次却让我刮目相看。我特别观察了几个很重要的文化空间，如书店、咖啡馆、酒吧。上海的好书店有哪些？上海书城、季风、思考乐、鹿鸣，这几个书店在上海来说已经是顶尖，不说与巴黎、纽约比，即使是与台北比，也没法比，台湾有个很出名的连锁书店———诚品书店，它在台北有四家分店，在全台有十几家。它对书店的理解完全不是商业性的买书卖书，我们上海人去书店只是纯粹的买书，上海书城无非就是一个图书大超市而已，在那里找不到你要的书，分类很不专业，你不知道你要的书放在哪里。品种很多，但品位一般。比较好的有季风书园，分类很专业，也有一定的氛围，但较之诚品书店还只是初级阶段。虽然影响大，但尚未形成一个诚品那样的文化社群。台湾的诚品每一个分店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整个布置、灯光、分类，形成了独特的诚品文化。不仅卖书，还有各种各样文化活动。音乐讲座、定期系列讲座、请大学的名流到书店来演讲，从而形成一种真正的社群文化空间。这种品味上海没有一家书店能比得上的。
对台北来说，仅仅一家诚品那不算什么，台北有几十家这样的书店，每一家都有特色，而且分类细致。有法国书店、日文书店、儿童书店、同志（同性恋）书店，女性书店等。每一家书店都有其特殊的个性，都有一种品位来表现自己。几乎所有个性化的书店旁边都有咖啡座，供应便餐。甚至这半年来，台北的旧书店都设有咖啡座，有很轻柔的音乐。你虽然是买旧书，但它仍然让你享受到这样一个文化氛围，一种温馨感。不用说欧美，在台湾，去咖啡馆、酒吧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台北，一般的咖啡馆，主体顾客是大学生和研究生。一杯咖啡的钱不过是一顿饭的饭钱，折合成人民币也不过五块钱左右。而上海一杯咖啡多少钱？一般人享受得起吗？上海的小资生活是非日常的，与一般平民更没有什么关系。我常把上海的小资生活看成是周期性的等级身份认同。咖啡馆、酒吧是白领身份自我确认的地方。他们周期性地到那种地方，在那里自我确认与平民不一样的文化等级身份，这也不是他们的日常生活，只是周期性的人生作秀。
这几年上海是发展了，但上海自家的文化在哪里呢？
过去的上海文化内涵是很丰富的，有各种张力：有小资的布尔乔亚文化，也有左翼的波希米亚文化，但今天的上海文化只剩下一种文化：所谓的小资文化，各种报纸、杂志、书籍口味极其单一，其背后缺乏一种真正的底蕴。上海文化看起来很热闹，有数不清的这个节、那个节，但这仅仅是城市生活表面的一层油彩而已，其内心是苍白的。这几年上海是发展了，成为全中国、全世界异域文化展览的码头，但上海自家的文化在哪里呢？文学，有国际、全国影响的作家，除了王安忆、孙甘露等个别两三个，乏善可陈。电影，上海多少年没有出过一部让人心服口服的电影了。戏剧，上海有一家很有名的民间剧社，成立快十年了，头几年还在排一些世界名剧，走艺术探索的路子，如今因为商业压力，只能演一些专给白领看的所谓的都市话剧。要知道，过去的上海，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是公认的全国文学、电影、话剧中心啊！
我前不久刚做过中国大陆报业的研究，真是让我大吃一惊。上海过去是中国的报业和出版中心，全国最大的报社和出版社都在上海。在上世纪的1979年到90年代初，上海媒体在改革开放方面也是全国的表率：第一个报纸广告、第一条社会新闻都是上海报纸冲破禁令，首先推出的。上世纪90年代初皇甫平关于大胆解放思想的评论，也吹响了市场经济的号角。过去，上海的大报纸在全国都有很重要的影响。
如今，这几家报纸，不说全国，连华东地区都守不住。十年前全国报纸广告收入前十名有三家是上海的，解放，新民，文汇，现在只剩下一家新民晚报，而且排名第七。很难想像，上海作为全国的经济中心，连报纸的广告都没法与广州、深圳和北京竞争！
上海历史上留下的多元文化传统被腰斩掉了，而且在这一轮发展当中并没有被全面传承下来，反而被肢解了。过去上海文化中既有一种拥抱现代化的传统，所谓布尔乔亚的传统，也有鲁迅所代表的左翼的反思现代性的传统，但今天在所谓“怀旧”的一片大合唱声中，后面的那个传统也被阉割掉了，只剩下一片小资文化的赞歌，在这片赞歌之后却掩盖了上海文化自身的苍白。
不久前，有一个对上海文化有深厚感情的文化人从纽约到上海来，他当时希望上海能够成为中国的纽约，也就是商业中心、文化中心合一的城市。但是他转了一圈后十分失望，告诉我说中国也许只可能有巴黎，就是北京，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的合一。但中国却没有纽约，因为上海不再是文化中心。而在历史上，上海有这样一个丰富的传统，它在当时是东亚无可争议的文化中心。比较起历史的辉煌来说，今天的上海文化没有什么理由值得我们乐观。
今天上海的城市景观也很漂亮，但我陪海外来的客人玩，在上海最多只能玩两天，两天后上海没有地方可去。
花园城市固然美丽，但她真的是人们期待的精神家园吗？新加坡很多文化人都留不住，为什么？在新加坡流传一句话：在这个城市里每一棵树都要遵照行政的意志生长。意思是说在新加坡每一棵树都是编号的，每年都由政府中很重要的部门园林管理部派专人，按照统一的规划来修剪。树要修剪，何况人呢？一个被修剪的城市不是一个自由的城市，也不是一个能够成为文化中心的城市。上海人也许会很快乐，但这是动物般的快乐。这是我们希望的生活吗？这是我们希望的城市吗？这是我们希望的家园吗？
我对上海文化的现状虽然忧虑，但并不绝望，因为这个城市不像新加坡那样在历史上是一张白纸，上海有很好的历史文化传统。历史可以影响未来，只要我们重视历史中那些丰富的文化遗产，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发扬光大，赋予这个城市以自由的、民间的活力，上海依然是有希望的，有在文化上重新崛起的一天。
我期待着。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上海都市文化E研究院研究员）
